全球视野下儒学的当代价值与未来展望

  2014年7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习在访问韩国期间，与韩国总统朴槿惠达成共识，双方一同商定努力将中韩人文交流共同委员会机制打造成为加强两国人文纽带的重要平台，并对外发布了《2014年中韩人文交流共同委员会交流合作项目名录》。其中，“中韩儒学交流大会”是合作项目之一。

  为落实中韩两国元首就人文交流达成的共识，中国外交部将“中韩儒学交流大会”的中方事宜交由山东省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负责，山东省人民政府指定山东社会科学院具体承办；韩国外交部将“中韩儒学交流大会”的韩方事宜交由驻青岛总领事馆负责，韩国国立安东大学孔子学院具体承办。在中韩双方的共同努力下，2014年8月，首届“中韩儒学交流大会”在山东济南成功举行，取得很好的社会反响。同时，山东社会科学院和韩国国立安东大学还分别成立了“中韩儒家文化研究中心”和“韩中儒教文化研究中心”。

  2015年，中韩儒学交流大会再次被列为中韩人文交流共同委员会交流合作项目之一。8月17日，由山东社会科学院、中国孔子基金会、中国孔子研究院、韩国国立安东大学、韩国国学振兴院、韩国大邱教育大学共同主办，山东社会科学院国际儒学研究与交流中心、韩国国立安东大学孔子学院共同承办的第二届“中韩儒学交流大会”在山东济南召开。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孔子基金会、中国孔子研究院、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山东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山东社会科学院以及韩国国立安东大学、韩国国学振兴院、韩国大邱教育大学等高校和研究机构的60多位儒学研究专家学者，围绕“中韩儒学比较与发展”的主题，就儒学的当代价值和意义、儒学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儒家治国理政思想的现代意义、儒家思想与道德建设、儒学在东亚的传播、儒学的未来发展等议题，进行了深入广泛的交流探讨。

  儒学是人类文明的宝贵财富。在两千多年的历史发展中，在对自然、社会和人生等的认识实践中，儒学形成了许多富有哲理的深邃思想，发挥了广泛而显著的社会功能，对中华民族、东亚乃至整个人类的进步与发展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当今时代，作为人类优良历史传统文化思想资源的儒学具有怎样的价值和意义？就此问题，与会代表发表了自己的观点。山东省政协原副主席、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院院长王志民指出，儒学所彰显的“天下为公”的人文之道，所崇尚的明道救世的价值取向，积淀着人类最深沉的精神追求，具有超越时空的普遍指导意义。结合中韩两国历史与现实的发展来研究儒学，不仅能够揭示儒学所发挥的具体社会作用，而且能够针对全球化时代人们普遍关注的社会问题，探寻出儒学的现实价值。山东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唐洲雁指出，两千多年来，儒学由邹鲁之地走向中华大地，又由中国走向东亚，由东亚走向世界，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域、不同的国家呈现出不同的样态，对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作为中国民间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儒学蕴藏着丰富而深刻的治国理政、道德建设的思想，反映了中华民族对道德完善和社会进步的精神追求和理性探索，对于解决当代人类社会面临的难题，有着重要而深刻的现实启示。探讨儒学的当代价值，应从不同的国情出发，研究儒学的历史作用，探讨儒学的转换和发展，加强儒学研究的交流。山东社会科学院院长张述存认为，儒家思想在古代社会对中韩两国文化传统的发生、发展起到了支撑作用，也对当今社会有着重要影响。在加大中韩两国经济交往的同时，全方位促进两国人文交流，特别是加强儒学研究，实现儒家文明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发挥儒家优秀思想在当代社会中应有的引领作用、教化作用、凝聚作用和导向作用，对中韩两国乃至整个世界的未来发展，有着极其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韩国驻青岛总领事馆总领事李寿尊认为，历史上，儒学在韩中两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今天依然发挥着巨大的影响力。韩国之所以在产业发展与经济复兴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正是因为深入韩国国民日常生活的儒家精神所缔造的强大精神力量。今天，中韩两国在经济合作的同时，应进一步提高合作层次，开展包括教育、文化等人文交流在内的全方位合作。中韩两国关系应在两国人民共同拥有的儒学精神价值的基础上，共同深化发展。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今中国的热点话题。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陈卫平对历史上儒学在建构和培育核心价值观过程中的做法和经验进行了总结和反思，认为至少有三点历史经验值得参考和借鉴：第一，理论上，核心价值观既要有不同层面，又要有贯彻不同层面的本体依据。儒家“五常之道”（仁义礼智信）作为传统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即包含了国家、社会和个人三个层面的内容，而这三个层面作为有机的整体，最后皆归本于“仁”。第二，制度上，核心价值观的形成有赖于制度化的建构。历史上，儒学价值观作为传统的主流价值观，即是通过确立礼仪制度来实现的。第三，文化上，要围绕核心价值观建构一套合适的话语体系。清代《四库全书》作为核心价值观话语体系的构建颇具代表性，即坚守基本价值和多元包容相结合，坚守基本价值和对接历史相结合，坚守基本价值和艺术形象相结合。

  儒学的创新与发展离不开现实文化语境，当前我们面临的时代问题在于如何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民间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传统三者之间的相互融合。武汉大学哲学学院院长吴根友从知识与思想两个维度给出建议。他认为，从知识的视野说，中、西、马之间相互吸收，又各自发展。就思想的视野说，分别有三个内容，即“新仁学”、自由意志和社会“实践”观念。“新仁学”是以传统的“仁学”思想为依托，吸收现代西方的新人道思想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的人学思想内容，而形成的适合当代社会发展的仁学思想；承认自由意志，则是现代西方文化贡献于人类的最有价值的思想遗产，也是现代伦理学、法哲学的思想原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实践”概念不仅内在地包含民间传统文化道德实践的内容，而且远比道德实践的内涵丰富得多。两种“实践”观念交融在一起，可以丰富我们对社会“实践”观念的理解，进而也为思想的创新、创造与发展提供更加广阔、更加丰富的生活资源。

  针对儒学与现代化的关系，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教授黄玉顺认为，儒学本然地蕴含着现代性。儒学的现代性不仅源于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更是基于儒学自身的基本原理，即“仁·义·礼”的理论建构。这个原理要求根据正义原则（义）——包括超越差等之爱而追求一体之仁的正当性原则和顺应特定时代的基本生活方式的适应性原则——来“损益”即变革社会规范及其制度（礼），即儒学自身的基本原理决定了儒学本身就是一个活的、开放的体系，本身就具有自我更新的机能。就儒学与东亚现代化的关系，北京大学中国文化研究中心教授李翔海认为，儒学是形成东亚式现代化道路特质的重要原因。儒学不仅可以提供不同于基督教文化的精神动力，而且在维持社会的持续发展、保持社会横向关系的和谐平衡以及在微观经济管理方面，提供了独具特色的思想资源。

  当下的儒家文化复兴是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展开的。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林宏星认为，“儒家文化的复兴”必须放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来进行，“全球化”既可以理解为一种事实，也应该理解为一种精神。“复兴”民间传统文化要在“全球化”的架构和视野下对此传统文化的价值作一切己的自我认识。对于传统（儒家）文化而言，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惟其认识自己，克服自己，才能超越自己，以获得新的生命活力。

  针对资本主义生活方式所暴露出来的种种弊端，韩国安东大学教授尹天根指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把人变成了纯粹的经济动物，人失去了其应有的幸福和满足。源于西方的资本主义并不是人类选择的最终生活方式，现代生活有必要接受儒家传统的调整，让人类在追求内在而不是外在价值的过程中获得那份属于人的愉悦和富足。在展望人类未来的时候，把生活从资本主义利益博弈的战场中抽出来，让儒学进入我们的生活，用儒家人性化的道德文化重构我们的生活方式。

  道德建设与治国理政，按照中国文化的传统话语讲就是内圣与外王。如何重新解释内圣与外王的关系，如何重开新内圣、发展新外王？山东社会科学院国际儒学研究与交流中心副主任石永之认为，传统的内圣外王应用于皇权时代的家族社会，当今时代，民权取代皇权，家族日益消亡，应以家庭伦理和规则伦理取代家族伦理，并以新儒学补救信仰缺失之弊端，此为儒家新内圣。新外王的民主政治以仁爱共识为基础，首先是天下主义，其次是平等自由主义。儒家内圣外王的新连接应该回到儒家的源头活水处，合孟荀，折衷于孔子，其思想结构就是：仁爱、平等、自由。与石永之对内圣与外王全盘照接，又全部重新解释有所不同，山东社会科学院国际儒学研究与交流中心研究员路德斌认为，儒家“内圣外王”之道并非只是一种政治的理想与设计，在过去的夏、商、周时期，尤其在有信史可据的周朝，作为一种治道模式，它确确实实在现实政治中运作过，并在很大程度上实现过。这也是孔、孟儒家对“内圣外王”之道崇信不疑的根据。而按照荀子的思考，在国家治理层面，治道的根本只有一个，那就是“礼义法度”。但在中国的基层社会，“内圣外王”依然切实有效，这种思想在今天依然具有借鉴意义。

  针对儒家治国理政思想中法治和德治的关系问题，中国孔子研究院院长杨朝明指出，在儒家的价值体系中，“道”是最高的价值诉求，“德”则是行为的准则和规范。而就治国理政来说，德法并用，德法统一，是儒学一贯的治道理念。“夫德法者，御民之具，犹御马之有衔勒也。”治国如御马，御马必有衔勒，治国必以德法。

  韩国忠南大学教授李镇卿指出，儒家思想作为政治原理之所以能够在历史上主导东亚的社会和历史，主要原因就在于儒家的治道理念是一个开放的、二元互补的结构。道德与功利、德礼与法刑、君权与臣权等等，既是对立的，又是互补的，既是稳定的，又有与时俱进的灵活性。这对于现代社会治国理政思想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中国学术界近年来对儒家正义论的关注和研究引起了韩国学者的共鸣和回应。韩国弘益大学教授朴星奎特别研究了孔子的正名思想。他指出，“正符合事实之名”是孔子正名论的第一要义，这就是孔子说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即A有A的样子，这表明，“正义”这个词只有针对名副其实的事情才能说是正义的。无道的社会总是根据权力和金钱随意定名，这必然名不副实，这样的社会就会混乱。韩国国立安东大学孔子学院韩中儒教文化研究中心专任研究员李承模通过自己对“正义”观念的考察以及东西方正义观的比较，指出儒家以“仁”为人之安宅、以“义”为人之正路的正义观与西方传统的正义观不同。如果说西方的“正义”是以“我”为中心，那么孔子的“正义”就是以“我们”也即以“人类”为中心。只有以“人类”为中心、珍视人类生命的社会才是正义的社会。

  学者们就儒家思想与当今社会道德建设的关系进行了深入探讨。山东社会科学院国际儒学研究与交流中心主任孙聚友认为，基于儒家思想对人的存在完善的认识出发，以“和而不同”为基本精神、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为基本原则的儒家和谐观，是和谐社会秩序建构、和谐经济关系确立、和谐身心关系实现的重要指导原则和实践方法。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温海明认为，孟子心性论在儒家发展的大多数时期是、今天仍然是把古老的儒家地域性伦理发展成为全球性伦理的根本缘发动力，但有必要对孟子心性论做当代哲学与宗教性的双重建构。在哲学上，孟子的心性论需要从一个动态的缘发关系型状态加以重构，从而能够立足当代儒家社会现实与西方哲学对话；在宗教上，孟子心性的宗教性深度和广度需要在西方宗教性维度的对照下得到确定，从而在中国当代社会的宗教性重构当中成为根本性的宗教精神原点。这也就是说，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通过哲学与宗教性的双重建构，儒家的修身养性思想是将儒家地域性传统伦理发展成为具有全球伦理意义的重要动力资源。

  在近现代西方的自由主义思潮中，共同体主义（或者叫社群主义）是在批判个人主义的极端唯我论的情况下出现的，但对于什么是共同体，西方学界内部存在分歧，东西方学界对这个概念的理解差异更大。韩国学者在交流中对东西方“共同体”概念进行了深入探讨。韩国国学振兴院首席研究委员金钟锡认为，把儒学思想原原本本地照搬到现代是不可行的。在现代社会，儒学之所以被重视，之所以仍然被反复讨论，是因为共同体的问题——如何共同生活，这是人类始终要面对和处理的重要问题，而“共同体”论正是儒学的核心内容和价值所在。儒学的“共同体”思想可以表述为“为道德原理的自我献身”。他通过对张载《西铭》以及李退溪《西铭考证讲义》两个文本中所蕴含的儒家“共同体”思想的诠释，指出儒家思想为人类共同体的存在和发展提供了一套本体层面的基础原理和实践层面的关系原则，这是儒家思想对现代社会的重要贡献。韩国大邱教育大学教授张闰洙具体梳理了“共同体”的概念，指出儒家“共同体”大体由三个部分组成，即由父母和子女结合而成的自然共同体——家，由老师和学生结合而成的学问共同体，由乡村扩展至国家而形成的乡、国共同体。他指出，儒家的“礼”有三个层面即家礼、学礼、乡礼或国朝礼，这三个层面的礼在传统社会中为维护共同体的存在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在今天同样面临着新的课题，需要加以改变。他认为，以“敬”为本质和精神的“礼”具有根本原理（体）的“不变性”和仪礼形式（用）的“可变性”，在探索和制订适时之礼的过程中，要尊重不同习俗下的“礼”的多样性及其文化和历史，避免陷入“自我文化中心主义”。这就是说，可以在仪礼形式即礼之用的层面，接纳不同形式的礼及其背后的历史和文化。

  周易古经乃群经之首、大道之源。专家们就易经与中韩两国儒学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山东大学周易研究中心教授李尚信小中见大，通过对《丰》卦详细而具体的研究，提出《丰》卦的主题是讲明德之丰，爻辞围绕明德之丰而展开，明德有被遮蔽的时候，当明德被遮蔽后，其丰大之明德有一个从被遮蔽到重新复显的过程。古人倡导的是明德之丰大，而不是物质享受的奢侈或丰大。《周易》古经很可能是中国思想史上第一部明确谈到去蔽的著作，荀子的去蔽思想无疑是对《周易》古经去蔽思想的深化与发展。《丰》卦讲明德与《大学》的明明德有显而易见的联系，而《丰》卦讲明德被遮蔽而不是完全消失，此一理路为《中庸》所继承并发扬光大，而开显出中国哲学人性论的已发和未发、已显和未显的重要和基本理论。

  李退溪是韩国儒学的代表人物之一，中韩两国学者有多篇论文论及李退溪先生的性理学思想。就《易》经与韩国大儒李退溪思想之间的关系，中国孔子基金会教授彭彦华认为，李退溪学《易》讲《易》述《易》，完全是为了进修践履。李退溪既继承朱子，又与朱子不一样。他认为“《易》乃理数渊源之书”。李退溪对《周易》的时中之义体悟甚为精到，而且身体力行。他主张礼有因革损益，有常有变，礼在生活实践中应当从俗、从宜、从权，其基点是“缘仁情”。

  综上所述，儒家思想蕴含着人类达于至善的丰厚滋养，要求我们以笃守善道的历史责任感和执道弘毅的现实使命感，深入研究和努力弘扬儒家思想，推动儒家思想的国际研究和创新发展。今天的人们既享受着现代化、全球化带来的种种便利，又承受着与之相伴随的种种艰苦与磨难，儒学也许可以为克服这些艰苦与磨难提供有益的帮助。可以说，第二届中韩儒学交流大会的召开是落实两国元首的共识，也是顺应时势人心的举措，既促进了儒家思想的进一步深入研究，又极大地推动了中韩两国的人文交流进一步走向深远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