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应该燃起火焰 不应只是冒烟

  我是一个老编辑。从出版的角度，我认为北京时代华文书局刚刚出版的《汤一介、乐黛云：人生三书》，是一个很巧妙也很精彩的出版策划。汤一介、乐黛云两人都堪称文化和文学研究的大师级学者，如果不是针对中国民间传统文化或中西比较文化方面的专业读者而是针对一般的大众读者，该如何介绍他们的作品？

  他们的做法是，选取两位作者的短文，以及散文和随笔文章，兼收少量学术论文，标题非常醒目，叫做《人生三书》，每个书名也都取得好，汤一介的是《人生智慧：顺乎自然，热爱生活》，乐黛云的是《人生由我：做勇敢的自己》，他们两人合著的是《给大家的国文课》。这样就将整套书定位在“听大师谈人生”上面。从内容来说，真是一套好书，让人爱不释手。三本书集中反映了两人的人生理念、生活智慧、治学精神和学术思考。从形式上，采用小32开精装本，加函套，给人很精美也很亲切的感觉。

  并不是每位学者的著作都能这样定位的，也就是说，并不是每位学者都适合给广大读者谈人生。汤一介和乐黛云两位先生，他们的人生道路和人生感悟，特别富有启发性，特别引人思考。

  先说汤一介先生，他出身学者世家，学养深厚，青年时代曾经怀抱理想，向往革命。他是从1946年沈崇事件后开始参与爱国的，1949年入团，1951年入党，组织上曾经把他作为政工干部培养，但他心里有一个哲学梦，一心要回北大教书。经历了各种政治和思想上的冲击，他个人和家庭的命运也随之起起伏伏。直到改革开放后的80年代，他才可以真正作为一个哲学家著书立说。1984年，已经57岁的汤一介毅然创办中国文化书院，使之成为中国思想界一面文化启蒙的旗帜；而2004年，他又以耄耋之年主编《儒藏》，使之成为儒学界集大成的“四库全书”，这些成果足以彪炳史册。

  再说乐黛云先生，她的人生可以用激情燃烧的岁月来形容。17岁进入北大，随即参加革命地下工作，参与，曾参与劝说沈从文留在北京而不去台湾。因为思想进步，学业出色，新中国成立后曾备受重视，险些担任彭真的秘书，有机会在全国青联负责留学生工作。但她的志向是回北大，教书治学。于是在北大工作70多年。像她这样的北大中文系老教师，可能也是硕果仅存的了。但她也历经坎坷，1958年受到不公正对待，失去了工职和党籍，被劳动改造多年。改革开放后，她以50岁之身，发奋从事新学科研究，为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的开创者和奠基人。

  首先，他们在青年时代都是一腔热血，胸怀报国之志。两人都受到捷克人伏契克《绞刑架下的报告》感染，要热爱生活，热爱人类，要为理想而献身。所以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时，北大第一批报上自己的姓名去参加抗美援朝的8人名单中，就有他们两人。汤先生说，他曾经为新中国成立，自己找到了理想，好几年兴奋不已。乐黛云说，70多年前，她是高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这样的歌曲走进北大的，带着那一时代青年的憧憬和理想，顺应着时代节奏，向往革命，也是要砸碎旧社会，创造新时代。在今天看来，那时两人的思想都融入了大时代的精神，显示出一种昂扬向上的姿态。

  有一个例子特别说明问题。乐先生1952年嫁给汤先生，公公是著名哲学家汤用彤。乐先生在婚礼上发表感言，表示虽然公婆都是慈祥的好人，但自己还是要和这个资产阶级家庭划清界限，以至于公婆为她办的婚宴她都没有去吃。这个做法，显然汤先生也是支持的，他们两人当时都已是员，要显示自己进步的姿态。因为那个时代，老一代知识分子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种家庭的青年一代以背叛家庭为时尚。可是，就连这样想要脱胎换骨跟上时代的人，也会遭受命运的不测，长期经历人生磨难，令人感叹和悲哀。

  命运发生了转折，怎样面对？我们正真看到乐先生没有消沉，即使在劳动改造中，在“文革”期间北大在江西鲤鱼洲创办的“草棚大学中”，也从始至终保持旺盛的热情，情绪永不低落，永不消沉。

  我以为，人的精神情况，是决定一个人有无作为的重要的条件。精神的积极与消极，决定了人生的成功与失败。

  如果说乐先生的人生有什么最令人敬佩，我以为是她始终如一的工作和生活激情。永远进取，不懈追求，奋斗不止。尽管这种激情在漫长的人生中被打上不同的时代烙印，但它火热的内核是始终如一的。在极其艰难的环境里，她强调独善其身，要做个好人。让她从大山里背石头，垒猪圈、修水库，她都尽心竭力，让她喂猪，她就要把猪喂好，让大家过年时吃上猪肉，同时还不忘记复习英语单词。她一直热爱祖国，热爱自己的事业，在困境中继续向前走，与命运作抗争。她身上有一股劲儿：要做勇敢的和浪漫的自己。在这本书中，乐先生联系自己的经历，强调了这样一句话：“生命应该燃起火焰，不应只是冒烟。”这是她年轻时从一本苏联小说里看来的话，就一辈子谨记。所以奋斗到90多岁的今天，她的生命可以说一直像金子一样闪光，像烈火一样燃烧，是一种“怒放的生命”，而达到这一境界，正是基于她一贯的工作和生活激情，基于她乐观向上的精神状态。

  对汤先生来说，他和乐先生略有不同，他的姿态不像乐先生那样激情奔放。但他也善于适应环境，作为儒家学者，他说要为自己找一个“安身立命之处”。他想得很开，认为儒家学者都是以天下为己任，要实现治国平天下的理想的。但是在现实条件不允许的情况下，不如退而求其次，给自己定一个更符合实际的目标。这当然也是一种积极的人生态度，就是要求自己做力所能及的事情，做有道德有学问的人。他本人正是奉行这样的人生哲学，才度过了那段艰难的动荡岁月。

  汤先生和乐先生两人在经历了人生的坎坷和蹉跎之后，在改革开放以后的历史新时期，都创造了自己的学术高峰。同时，他们两人在不相同的领域也都站在了中国当代学术的制高点上。何以如此，两位大师同时在一个家庭里出现？我想，这可能与他们共同的人生态度有关，积极面对现实，适应环境，需要隐忍时就悄然隐忍，同时做好学术积累和准备，以便条件允许进取时可以拼命进取。

  汤先生在《我们家的儒道互补》一文里说，就人生哲学来讲，他本人偏于儒家，而乐先生偏于道家。他认为乐先生的“豪爽”“任性”“放达”性格，源于道家的庄子。这或许有些道理。但乐先生解释自己的人生经历时说，她奉行的其实就是儒家文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理念。至于汤先生，谁都知道他是儒学代表人物，但他关于要为自己“找一个安身立命之处”的思想，也显然是受到道家“顺乎自然”的思想的影响。所以，我觉得，抛开现代西方思想（包括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不说，他们两人的人生观，都是儒道交融的结果，中国民间传统文化中的这些思想智慧，滋养了他们的精彩人生。

  同时我还觉得，两个人都一再强调的“爱”对他们的人生有特殊的意义。乐先生《八十感言》里有一节《情是幸福之本》，讲的是情感力量对自身的决定性作用，这种情感，归根结底，是对人、对事业、对生活的热爱。有了爱，才有一切。可以说，这种爱就是一种饱满的人生激情。试想一下，50岁前吃了那么多苦的乐先生为什么可以在50岁重获青春之后，毅然决然地开创比较文学新领域？为什么可以后来居上成为一代学术大师？汤先生为什么到80多岁还要编辑一套100年也不会有人超越的《儒藏》？我想原因就在这里吧。

  《汤一介、乐黛云：人生三书》是一套可以启迪读者人生智慧的好书。阅读此书，读者可以跟随文化大师感悟人生，向文化大师学习做人。

  《汤一介乐黛云：人生三书》是关于汤乐两位先生的生活与情感、追求与理想、治学与为人、亲师与友交往的经历，兼顾他们各自的学术短论的一套“大家小书”。

  《给大家的国文课》是两位先生的合著，不是国学课内容，而是两位先生谈文学、老子、《心经》，以及人文素质、中国文化和中国梦相关的内容。两位先生对谈《世说新语》尤为精彩，能够正常的看到两位先生“熔铸古今、兼通中外的全球视野，文史哲融汇的阅读与思辨经验”，这是两位先生智慧相通的地方；同时也能看出一个重情、一个重理；这正体现他们“儒道互补”的性情。可以如此对照阅读两位先生，这是第一次这样呈现给读者。

  《人生的智慧》是汤一介先生的人生沉思录。关于汤氏三代人“事不避难，义不逃责”“毋戚戚于功名，毋孜孜于逸乐”的精神传承和学术操守；关于汤先生的平生师友，有朱光潜、冯至、杨振声和梁思成，更有真性情的作家废名，以及引领汤先生做学问必须“中外兼通”的贺麟先生，以至后来汤先生当老师教授中国哲学史时总是向学生强调应先学好西方哲学史。关于读书，他说苏东坡是他最喜爱的诗人；写景的诗歌中，他最喜欢关于“天”的描写；他也说人生要有大爱，他应该做个热爱生活、热爱人类的人。书中也有对生死、对“天人合一”的存在关怀。汤先生说人应该“在自由与不自由之间”生活，在“非有非无之间”找寻“自我”，超越自我和世俗而游于“非有非无之间”。汤一介先生热爱生活，热爱中国文化，以76岁高龄发起并主持中国文化瑰宝《儒藏》工程，以“事不避难，义不逃责”家训要求自己，直到病逝。

  《人生由我》则是乐黛云先生的生平经历、亲师好友轶事，以及未名湖畔汤、乐两位神仙眷侣的爱情故事。乐黛云先生的贡献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既开风气也为师，通过学术著作，奠定比较文学学科基石；教书育人，她是第一位带比较文学专业博士生的导师。第二个方面：推动学术体制建设，她创建的学术机构和组织有：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及后来的跨文化研究中心，等等。

  其实，汤乐两位先生的著作很多了，包括学术性的非学术性的，我们为什么还要出版这一套“人生三书”呢？

  首先，我们为什么出版这一套书？我一直喜欢阅读和编辑学者大家的书，也出版过很多他们的书。他们对学术和理想的虔诚追求，对生活、他人和自我的“人文态度”和“人文精神”深深打动我、吸引我和引领我。我想把他们的治学精神、对人和对世界的智慧分享给更多的人。这样的智慧并非俗世生活的技巧，而可以帮助我们一直往人性中正向的一面去走的信念和力量，尤其是他们的赤诚、专注、反省和包容。

  因为金丝燕老师，我得以了解汤、乐两位先生。我曾跟着金老师在什刹海书院祭拜过汤先生，也拜读了两位先生多本著作。我看到汤先生在他的一篇文章——《我们家的儒道互补》中提到，《两只小鸟》（《同行在未名湖畔的两只小鸟》）出版以后，他们计划为青年人写一本总结人生经验的书，然而，他们分别为《儒藏》和《比较文学一百年》忙碌而未成。我一直惦记在心上！直到2021年秋天，我又动心起念，马上联系乐先生的学生张锦，获得乐先生的同意，推动编选两位先生的文字，最终形成这套“人生三书”。

  “三书”的读者定位，并非是学术研究者，而是有求好和向上之心的年轻读者，他们对文化和精神有一定追求，我们想扩大和接引更多这样的读者。不过，我们在附录里也做了选文出处说明，这是北大赵冬梅老师给我的建议，她说这样这套书就既有了阅读性，也有了学术性参考性。

  其次，作为编辑，我盼望读者读什么？学者为己治学，我想我是为己做书。我喜欢两位先生身上稀世珍贵的大家风范，我想让更多读者明白他们、阅读他们。如果真能够以文化人，是好事。

  乐先生在书中谈到她的恩师王瑶：“他是大海，能容下一切现代的、传统的，新派的、旧派的，开阔的、严谨的，大刀阔斧的、拘泥执着的。”谈到季羡林先生：“世间果然有超乎生死荣辱，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的智者吗？她说季先生是这样的智者。”

  其实乐先生自己也是这样的人——开放、包容，大江阔千里。钱穆先生在回忆汤用彤先生一文中说他俨然一纯儒之典型。汤先生说他的父亲对文化的看法之所以平正、合理，与他长期以来对中、西、印三大文化都能“平情立论，珍视传统”和“尊重差异”有关系。这些用来形容汤先生也很合适。生活里，他们更是历经磨难，但始终“善良纯净、热情旷达”，始终是儒者、智者。

  第三，我们为这套书做了什么？为了更好地向年轻人传播两位先生文字和思想，我们约请“中国最美”的书获得者天琪做设计。她选用的封面纸、用图和堵头布，舒适而妥帖。比如，乐先生的书封用图以她喜爱的蜻蜓作为元素，因为在先生心中，蜻蜓永远和快乐、自由联系在一起。汤先生的书用了驯鹿，象征先生顺其自然和一生儒雅的生命气象。汤乐两位先生的合著，则使用了“荷”，棉玥纸的朴质手感也正和文字的气质相搭配。堵头布也是和每本书的色彩一致，并未使用一律白。

  执行编辑石雯还设计了“生命应该燃烧起火焰，而不只是冒烟”的布袋和藏书票，读者和学者拿到手都说舒朗而雅致。戴锦华老师说这三书“很可爱”。可是，也有遗憾：一是没收入乐先生的“尼采与中国现代文学”；二是乐先生书名用《我就是我》会更好。我一直提醒自己编书时要尽心尽力，尽善尽美，减少类似的遗憾。但是，编书确实也是遗憾的艺术。

  《人生三书》关于汤、乐两位先生的生活与情感、追求与理想、治学与为人、亲师与友……读者也能看到他们所处的大时代的侧影。他们器局大、识见远，游心乎无形的超实用的所在。他们多元、开放、包容、不苟求，他们说“有物混成”。他们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如果说“和平比战争更难”，那么不确定时代保持心性纯良和卓越更难，但他们总是能够“对人的尊重，对感觉的尊重，对美丽的尊重”，我想这很重要。愿读过这套书的读者也能面对世事艰辛、风云变幻，拥有慈悲和智慧，清澈地、雅量地、无量地超越人世间简单的悲喜。这世上总有人纯粹聪敏，有智慧，因为有着深厚的人文素质。他们这样的智者苍苍茫茫，大江阔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