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明：九一八事变后日本的尊孔活动与国民政府的因应——以儒道大会为中心

  九一八事变后，为缓解中国的反日情绪、营造亲善表象，日本利用尊孔手段大肆开展对华文化侵略，1932-1935年，斯文会大修东京汤岛孔庙，并召集中国儒者与圣裔参加儒道大会是其代表性事件，成为全面抗战前日本对华文化侵略的一个高潮。日本的文化侵略是促使国民政府走向全面尊孔的直接外因：出于加强文化上之国防、防止日本挟持圣裔的需要，国民政府克服内部分歧，于1934年恢复祀孔、大修孔庙并优待圣裔。与此同时，为改善中日关系，国民政府以中央名义派员参加孔庙落成典礼暨儒道大会，配合了1935年的中日邦交调整。凡此举动，均在尊孔史和对日关系史上具有代表性意义。

  中日两国同属儒学文化圈，在两国文化交往史上，儒学长期占据重要位置。近代以来，受西方思潮冲击，儒学在两国均丧失独尊地位，但由于文化惯性使然，它仍是两国国民思想中最具普遍性的原理。甲午战争前，中日文化交流尚在对等的地位上进行，有时甚至可以说中国仍占主导地位。但随着甲午、日俄两役后日本国力的上升，其对华文化优越感迅速膨胀，公然以儒学正统和东方文化盟主自居。随着列强在华竞逐的日益激烈，日本朝野不断借助儒学对华开展活动，企图以此引起中国对“同文同种”“同道同教”的共鸣，进而辅助利益扩张。正如日本思想史学者桥川文三所指出，近代日本抱有“代表东方道德最优秀的部分的错觉”，因此，儒学的“东亚主义性格”被“旧日本之统治阶层和同质的保守主义者”利用为“泛亚细亚主义”的宣传工具，比如“提倡王道主义以作为统治中国领土的意识形态”。

  九一八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迅速激化，日本在国际社会陷入孤立。为消弭反日情绪、巩固侵略成果，日本不仅在伪满地区打出“王道建国”口号，还试图通过尊孔开展对华文化侵略，1932-1935年重修东京汤岛孔庙并举办儒道大会是其代表性活动。在这一过程中，日本御用儒学团体斯文会与政府密切配合，大修孔庙并动用外交手段反复强邀中国学者尤其是圣贤后裔参加落成典礼暨儒道大会，企图借此标榜尊孔、宣扬“王道”，以博得中国人在文化上的对日亲近感，笼络学者、圣裔为己所用。

  面对日本的文化侵略，南京国民政府采取了既对抗又妥协的方针，从文化和外交两方面加以因应。一方面，加强文化上之国防，走向全面尊孔。在南京国民政府初期，虽然蒋介石等实权派出于建立文化正统的需要将儒家化的定为官方意识形态，逐步走向尊孔，但由于文化分歧（如围绕祀孔与否的对立）的难以调和，当局始终未能全面走向尊孔。在日本文化侵略的外压下，国民政府于1934年一举恢复祀孔、大修孔庙并优待圣裔，走向全面尊孔。换言之，日本之文化侵略是推动国民政府走向全面尊孔的直接外因。另一方面，国民政府对日本的文化侵略制而用之，以中央政府名义派代表参会，欲借文化外交改善中日关系。中日围绕儒道大会展开的官方交涉发生于1935年上半年中日邦交的调整期，针对日本广田弘毅外务当局推出的“协和外交”方针，国民政府采取了一系列“亲日”举措（如严禁国民排日等），使两国关系呈现出“亲善”的奇特局面，并以5月17日两国外交等级由公使级升格为大使级为标志达到高潮。由中央政府派员参加儒道大会，在客观上因应了这一外交需要。

  可以说，无论从文化侵略性之强、举办规格之高、对华交涉之持久，还是从对国民政府走向全面尊孔影响之显著、与中日邦交调整之关联来看，儒道大会都是全面抗战爆发前日本对华文化侵略的一个高潮。

  关于儒道大会与国民政府之因应，先行研究已有一定的论及。在批孔类著作中，1977年版《鲁迅杂文选讲》在对鲁迅于1935年发表的《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一文的解说中认为，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极力鼓吹通过“王道”和“孔子之教”建立“东亚新秩序”，儒道大会“使这丑剧达到了高潮”，而国民政府附和尊孔、派员出席则使中日反动派“在孔丘的亡灵前结成了反革命的同盟”。在儒学与日本军国主义关系类论著中，刘岳兵将儒道大会视为日本诱导中国亲日的手段，道破了大会举办方斯文会的军国主义鹰犬性质。在文化政策研究中，蔡渊洯指出，九一八事变后之所以加速尊孔，除巩固民族团结、恢复固有道德之既有目的外，对日本儒道大会的是其“直接原因”；李俊领也指出，国民政府尊孔和将孔子后裔纳入体制的原因之一即在于与日伪竞争，防止日人对圣裔加以利用。此外，有关1935年上半年中日邦交调整的经过，学界率多认为出现了“亲善”“缓和”的迹象，此不一一列举。

  然而，就笔者目力之所及，学界对儒道大会的经过及国民政府的因应过程尚缺乏专门探讨，对大会与1935年中日邦交调整的关系亦未见论及。本文以日本亚洲历史资料中心藏外交文书、斯文会相关史料和台北“国史馆”藏档案等原始资料为中心，辅以新闻报道、当事人回忆录、日记等，全面梳理九一八事变后中日两国围绕儒道大会展开的博弈与互动，以期为认识日本对华文化侵略、国民政府走向全面尊孔的外因以及1935年中日邦交调整提供一新视角。

  儒学与日本政治关系密切。在幕藩体制时期，儒学曾长期居于政治理念和道德文教的支配地位。明治维新后，在欧化风潮冲击下，儒学一度式微，但出于巩固绝对天皇制国体的需要，日本政府通过颁布《教学圣旨》（1879年）、《教育敕语》（1890年）等一系列思想统制法令，使之重新上升为国家政权的精神支柱和国民教化手段。与此同时，甲午、日俄战争后，日本的对华文化优越意识和儒教正统观念迅速膨胀，领导东方文化建设之使命感日趋增强。1917年，汉学家服部宇之吉毫无隐讳地宣称，唯有日本的君臣之道与孔子学说若合符节，故弘扬“孔子教”乃是天赋日本之使命。这种使命观念和国体拥护意识，使日本儒林对内维护绝对天皇制，对华以“同文同教”相号召，积极辅助本国扩张在华利益。其中，近代日本最大的御用儒学团体——斯文会是其典型代表。

  1918年，斯文会在合并众多小型儒学团体的基础上成立。该会把“大举振张儒道，以期宣扬《教育敕语》之圣旨”定为宗旨，以维护绝对天皇制国体为己任。职是之故，自成立之日起，斯文会即受到当局的格外青睐：其核心成员均是当朝贵胄和御用学者，如伏见宫博恭王和贵族院议长、公爵德川家达长期担任总裁和会长，涩泽荣一、阪谷芳朗、井上哲次郎、服部宇之吉等名流是其骨干；文部省将东京汤岛孔庙划归其管理，其年度祭孔大典，多有内阁总理大臣及主要大臣致辞或亲临；天皇更数度赐金赐物嘉奖，并频频从该会成员中选拔御前进讲的讲师，所获圣眷与恩渥为同类团体所仅有。

  御用团体之性质决定斯文会及其成员积极配合日本对华文化侵略。早在九一八事变前，此种倾向既已非常明显。自1919年起，斯文会长期向政府疾呼以汉学这一“同文”手段与欧美展开在华文化竞争，并甘当先锋开展对华“调查研究”，宣扬以日本之“兵强”攫取中国之“国富”；1921年3月，斯文会成员推动国会通过《汉学振兴案》，其宗旨之一即为以汉学实现中日“亲善”，进而攫取中国资源，宣扬“国威”于海外；1923年3月，日本政府启动对华文化事业后，斯文会总务服部宇之吉、常议员狩野直喜长期担任对华文化事业调查会委员、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委员等要职，主导了日本政府对华文化事业的策划与实施；此外，如后文所述，斯文会尤其强调借由尊孔和建立中日“斯文同盟”来争夺在华文化霸权，其表现形式为赴曲阜祭孔、援助孔府建设文化设施、力邀衍圣公东渡、干涉国民政府反孔，甚至呼吁拥立衍圣公为君等。

  九一八事变后，伪满洲国傀儡政权建立，其“王道立国”的口号极大地鼓舞了斯文会为军国主义鼓吹和效力的热情。1932年4月，斯文会发布公告，将其机关杂志《斯文》5月号定为“王道号”，号召各界积极提供鼓吹“王道”的文章，用于上呈溥仪。最终形成的“王道号”特辑刊有“大满洲国建国志喜”系列汉诗和服部宇之吉、小矶国昭、大仓喜七郎等御用文人、军国主义分子和财阀头领20余人的鼓吹文章。5月3日和17日（正值“五一五事件”发生后的期间），半月之内该会编辑部部长、东京帝国大学教授盐谷温两次被召入宫，为天皇进讲“王道”，并进言“祈祷‘满洲国’依靠陛下之御稜威获得健全之发展”。次日，盐谷温又前往伪满“朝贺”，向溥仪献上天皇御制书籍数种。此外，斯文会成员还实际参与对伪满文化统制政策的制定。如1933年3月，服部宇之吉等被任命为外务省对“满”文化事业审查委员会委员，提出《儒佛二教研究机关设置案》等一系列推行奴化政策的建议，充分体现了斯文会军国主义鹰犬的性质。

  当然，斯文会在为侵略狂热鼓吹的同时，也较早意识到应开展对华文化“亲善”，以麻痹中国反日情绪、巩固既得侵略成果，儒道大会之议遂起。

  最先提出该构想的是贵族院议员、副会长阪谷芳郎。阪谷出身儒学世家，父亲为幕末和明治初期的著名汉学家阪谷素，岳父为著名实业家涩泽荣一。阪谷本人曾担任大藏大臣，并曾于辛亥革命后受聘为北京政府财政顾问，拥有丰富的对华外交经验。出于拥护国策之需要，阪谷积极倡导以儒学开展对华文化活动，汲汲于“以斯文扶翼皇运，兼为东亚诸民族缔盟之一要素”。早在1922年，他即曾提出中日合办祭孔大典，以消解五四运动后两国之“不和”。九一八事变后，阪谷兼任以推动“对‘满’国策之有效进展”为宗旨的中央“满蒙”协会会长，其子阪谷希一担任伪满国务院总务厅次长，直接参与殖民统治，这种身份和立场无疑进一步坚定了阪谷对“以儒侵华”的执迷。

  1931—1932年之交，阪谷“深鉴于时势，为团结同文同种之东亚民族，并有所资取于世界和平”，向会长德川家达进言“以东亚诸国共有之儒学思想为中心大兴会议”，并商于副会长服部宇之吉。此为儒道大会倡议之始。

  斯文会此时正在复建1923年关东大地震中焚毁的东京汤岛孔庙，阪谷芳郎专董其事。对于这一“国民教化”工程，日本朝野极为重视，不仅总理大臣发起募款，天皇亦下赐孔子像、内帑金，并于1930年3月亲自垂询修复进展情况。九一八事变后，东京汤岛孔庙的修复工程更被视为对华文化“亲善”的重要手段。1932年1月，阪谷在向文部大臣鸠山一郎请求拨款的信中强调，“此次满洲事变善后之策，必须以两国民亲善之恢复为最要”，他推断伪满之“王道”建国必然带动中国“多数儒者及其他老成势力之复兴”，建议利用这一“大势”，迅速修复孔庙，开展对华尊孔活动，并将其《意见书》同时提交给其他内阁大臣。4月，东京汤岛孔庙举行奠基仪式，在焚毁10年后，终于在皇命和对华文化侵略需求的驱使下动工修复。对于日本修复孔庙的对华意图，中国亦有所察觉，时人认为，在日本民间为促进事变后的“中日提携”而举办的各项活动中，“最最令人注意的，就是斥资数十万，在东京修筑孔庙。”

  与此同时，斯文会着手落实儒道大会计划，并从中国提前物色出席人选。1933年初，在盐谷温指示下，斯文会会员、鲁文化研究者马场春吉开始游说孔府，力邀孔子第77代孙、衍圣公孔德成赴日参会。5月10日，斯文会召开理事会，同意阪谷之提议，并指定宇野哲人、盐谷温、山口察常三理事为制定会议方案的特别委员，着手制定会议方案。6月5日，服部宇之吉会同三委员对方案进行了审议，内容除召集日本和中国（含伪满）的儒者举办会议之外，还包含共同考古、复制善本等计划，共编列经费预算10万日元。其后，斯文会向外务省提交会议方案和经费申请书，并极言会议在对华外交上之意义，其文曰：

  现下世界之趋势，虽以促进东亚民族之团结为急，然国际诸种之情势，使之难期遽然实现。独于学术思想上不尽然，尤其相信使用同一文字如日满华三国者，其融合理解必有较易之途。财团法人斯文会同人在此有所见焉：以右述三国共有之儒学思想为本，广招学者，兴一大会议，创造精神联络之机会，敦笃同种同文之信谊，图东亚民族之团结，进而有所资取于世界人类之和平。是以，乃期于东京召开第一次会议，并请交付费用拾万圆于本会。

  在此基础上，德川家达、阪谷芳郎亲自向外务大臣内田康哉“力说该国际会议之意义所在”，请求支持，获内田“深挚之赞意”。

  1933年9月28日，伪满洲国为笼络民心，营造“王道乐土”的假象，高规格举办祭孔活动，溥仪亲自主祭。日本侵略当局极力吹捧此举之意义，甚至主观地认为其人心感化作用将及于全中国。如关东军司令官、驻伪满大使菱刈隆在给外务大臣广田弘毅的报告中，建议进一步利用尊孔活动笼络中国民心：

  民国革命以来，尊孔之风日衰，宣传，流行，圣教之传统将亡焉。在中华民国人民苦于兵乱之际，于满洲国提倡王道，必将大举振张文教也。类此依古礼严修孔子祭典且执政亲行释奠礼之举，其予满洲国人心上之巨大感化自不必言，如助长此美风，自然于中华民国人心影响较大，故窃以为复兴孔子祭典，纵于政治上言之，亦有注意之必要。

  广田弘毅是9月14日接替内田康哉出任外务大臣的。在侵华基本立场上，广田虽然与内田毫无区别，但由于自当年5月《塘沽协定》签订后日本的侵华重心已从大规模军事进攻转向巩固既得侵略成果，且急于摆脱国际孤立的局面，故广田弘毅一上台即一改前任标榜“焦土外交”（即为保住日本在伪满利益不惜与列国对抗至日本化为焦土）的强硬姿态，倡导颇具迷惑性的“协和外交”路线月间蒋介石与汪精卫经过三次庐山会议确立的对日妥协政策，10月召开的日本内阁“五相会议”通过了广田的“协和外交”方针，称如中国确实展现出放弃反日之“诚意”，则日本“可相应采取善意的态度”，同时又欲盖弥彰地强调不可给中国“造成日本急于改善两国关系的印象”。其实，自《塘沽协定》签订后，国民政府已被迫事实上承认了伪满的存在，而达成阶段性侵略目标的日军也暂时中止了大规模武装行动。至1935年初，中日关系甚至迎来了一段20世纪30年代少有的“平静期”。

  当然，在这包藏着危机的平静之下，日本军部与外务当局都在酝酿着新的侵华手法。如前文所述，菱刈隆所代表的关东军即已注意到利用尊孔开展对华文化侵略的可行性。其实，广田弘毅亦极其尊孔，并因“嗜读《论语》，无论何时，必以袖珍本《论语》携置衣袋中”，被时人呼为“论语大臣”，斯文会和关东军之先后建议可谓正中其下怀。事实上，广田弘毅也确于上任后第一时间就原则同意了斯文会的提议，并指示外务省文化事业部研究实施办法，菱刈隆的报告也被其下发给斯文会参考。

  11月29日，广田弘毅主持召开上任后的首次对华文化事业调查会例会，讨论如何以有效的文化手段促进所谓事变后中国“对日感情渐次好转”的趋势，斯文会总务服部宇之吉和会员白岩龙平、入泽达吉以委员身份参会。会上，白岩龙平提出与菱刈隆相似的主张，认为溥仪之所以祭孔说明尊孔对中国民心影响仍大，故应以东京汤岛孔庙落成为契机，大力联络中国思想界，服部亦表示将邀请中国学者参加落成典礼暨儒道大会。对此，广田弘毅虽然预料到“系之人或反对”，但仍认为使中国人感知到日本文明中研究且保存了在中国早已湮没不彰的文化，且日本十分尊敬中国，是日本对华文化政策的“根本”，支持儒道大会计划。

  与日本大肆开展尊孔活动相对照，南京国民政府自成立以来，内部即围绕尊孔还是反孔存在尖锐对立。一方面，“清共”后，蒋介石、戴季陶等文化保守主义者掌权，儒家化的逐渐上升为官方理论，实权派的文化取向渐趋保守；另一方面，受大革命余波和自由派掌握文教影响，党内新式知识分子和年轻党员中仍存在激烈的反孔倾向。两者彼此颉颃，尖锐对立。早在1927年6月18日，蒋介石就曾委婉地指出“不必反对礼教……尤其是对于孔子更不好反对”，但1928年2月18日，蔡元培主导的中华民国大学院却以孔子思想“实与现代思想自由原则及本党之主义大相悖谬”为由，通令废止祀孔旧典。1928年4月蒋介石重新上台开启二次北伐后，尊孔态度更加明显。4月19日，国民政府通令恢复中国旧有道德，定儒家七端、八目为国民道德标准，要求“凡我国民咸秉斯旨”。22日，蒋介石更于军旅途中亲至曲阜祭孔、礼敬孔府，以孔子之徒自居，并以总司令名义发布保护林庙布告，称颂孔子为“万世人伦之表”。然而，7月，供职于中央党部的鲁籍青年党务人员于心澄等17人（被孔祥熙批评为“一班青年知识薄弱”“为徒打倒礼教之邪说所惑”）竟针锋相对向中央政治会议呈请废除孔府衍圣公世爵，没收孔子林庙、祀田办理公共事业，引发了南京国民政府初期最大规模的反孔与尊孔对立。

  在尊孔与反孔的颉颃中，由于实权派之势盛，以及出于建立文化合法性的需要，反孔运动多被压制。但是，由于反封建在话语体系中具有天然合法性，又因政权肇建时期戎马倥偬，未遑文治，国民政府始终未能全面恢复、承认儒家道统。例如，关于祀孔，虽然在蒋介石、孔祥熙、李宗仁、鲁涤平、何键等实权派的压力下，大学院不得不于1928年9月规定以孔子诞辰日为纪念日，但纪念范围仅限于各学校，作为国家典礼的祀孔仍付之阙如；对于孔府世爵和林庙处置，国民政府虽未采纳于心澄等人提案，但自此以后，其公文中不复使用“衍圣公”称谓，衍圣公的旧有岁俸、经费亦相应停发，行之2000余年的林庙奉祀和圣裔优待事实上被中止。此外，1930年7月，曲阜孔庙在中原大战中受损后，虽然蒋介石等要员20余人曾联名募款，国民政府议决拨款10万元以图修复，可是，不但募款进展极其缓慢，政府拨款亦迟不下发，导致修复孔庙不得不于1933年2月停止进行，其他诸如戴季陶等人所提优待圣裔、保护其地位财产之议亦未见下文。

  总之，在南京国民政府初期，一方面，内始终存在走向尊孔的内在动力和政治需要，恢复祀孔、修复孔庙、优待圣裔等呼声久已有之（纪念孔子已部分见诸实施）；另一方面，反孔运动亦如影随形且不时激化，文化分歧和政局动荡导致各项尊孔举措无法落实。在对立与妥协之间，尽管尊孔逐渐占据上风，但始终将尊孔未能全面付诸于实践。这一僵局最终在民族危机日益加深、日本以尊孔为手段开展对华文化侵略的外因催化下得以打破。

  日本素来敌视内的文化激进行为，并直接干涉其反孔运动。1927年11月，著名实业家、斯文会副会长涩泽荣一向下野来日求援的蒋介石明确表示：“我将自己之主义置于孔子教，民国为日本师事之国，岂非更应如此！”1928—1930年初，在于心澄等人发起的没收孔子林庙案中，斯文会成员马场春吉、峰间信吉与军部重要成员金子定一、战后被定为甲级战犯的军国主义理论家大川周明两度运作张学良向蒋介石施压，阻止没收林庙；1929年6月，日本立友会领袖犬养毅来华参加孙中山奉安大典时，亦劝蒋介石尊重传统文化，并严厉批评了曲阜山东省立第二师范学校师生的辱孔举动。曲阜林庙在中原大战中遭兵燹后，日本前文部大臣水野錬太郎和涩泽荣一均曾先后敦促山东省政府加速修复。

  当然，日本的尊孔倡议和对反孔事件的干涉，并非徒出于道义和文化认同，其根本目的不过为维护其赖以对华标榜的“同文同教”前提。因为，在以儒教正统和东方文化盟主自居的日本看来，中国如反孔反儒，则日本将难以再用儒教手段对华号召。且反孔意味着偏离东方文化，走向俄化、赤化，如坐视不顾将引起连带反日。同时，防止革命和激进思想波及日本、动摇绝对天皇制国体亦为其重要出发点。[48]唯在和平时期，中国尊孔与否，其影响所及仅限于内政，与外交及中日关系相涉较浅，加之内外围绕尊孔仍存在相当之对立，故日本之干涉并未对国民政府走向尊孔产生多大促进作用。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民族危机空前加深，在救亡御侮的旗帜下，尊孔、读经、礼教救国等复古救国论一时并起，地方军政首长何键、陈济棠、韩复榘等人纷纷恢复古礼祀孔，倡导学校读经，大肆开展文化复古运动。1934年2月，为重整社会伦理、动员民族精神，蒋介石发起“新生活运动”，倡导以儒家“礼义廉耻”为行事准则，统摄国民生活各个方面。民族危机的加深和文化复古运动的兴起，为国民政府走向全面尊孔提供了现实合理性，奠定了舆论基础。在此背景下，日本大肆开展尊孔活动，自然被当作文化侵略受到格外警惕，促使国民政府进一步加快尊孔步伐。

  1934年3月，江苏省教育厅派教育管理人员9人赴日考察教育。作为事变后首个官方考察团，一行以“洞悉日本非常时代教育之真相”为使命，对日本教育之侵略性高度关注。团长周厚枢认为，日本教育“一切教学之知识技能，多以向外发展，尤以对华侵略为目的”，提醒国人“奋发警惕”。在考察过程中，周厚枢侦知日本拟召开儒道大会、邀请衍圣公东渡参加典礼的计划（从其考察中与外务省文化事业部有接触，且该部职司儒道大会方案制定，可推知其消息应源自此处）。归国后，周厚枢等将考察情形和日本尊孔阴谋报告给当局，受到高度重视，行政院院长汪精卫专门为其考察报告集《江苏教育——考察日本教育专号》题写书名。蒋介石亲信、江苏省政府主席陈果夫当即将周厚枢之情报函告蒋介石，并建议由政府提倡尊孔，以抵御文化侵略。他后来回忆说：

  省立扬州中学校长周厚枢同志特来报告日本情形，并谓日本政府正在建筑一座庄严华丽之孔庙，准备完成后迎接孔德成赴日，奉行盛大典礼。我听了之后颇有所感，因为我前两星期去看镇江之孔庙，其大成殿上竟改为织布工厂，虽系民教馆为训练平民织布手艺而设，但总觉太不懂尊重孔子之道。以镇江之大，不能另造一屋，作为工厂之用吗？日本尊孔，当然不怀好意。我当天就去函蒋先生报告此事，并认日本文化侵略之准备，中国不能不加强文化上之国防，更应由政府提倡进行。

  弟与季陶拟联名提议中央，请以八月二十七日为先师孔子诞辰纪念为荷，联名至祷，盼复。

  该提议获蒋介石首肯，当即回复：“极赞成，请附弟名提议。”5月31日，蒋介石、汪精卫、戴季陶联名提案，请定先师孔子诞辰日为国定纪念日，并经第123次中常会议决，自此长期饱受争议的祀孔典礼得以恢复。据陈果夫回忆：

  下一星期中央政治〔常务〕会议开会，当即通过蒋先生所提恢复祭孔案，决定自当年起，即以八月廿七日为国定孔子诞辰。此时各同志大半均了解中央的用意，少数年轻的同志颇有责难，经我解释之后，就无人反对了。

  陈果夫在回忆中将恢复祀孔归功于自己和蒋介石，而绝口不提汪精卫，无非因为日后汪沦为了反面人物。由陈之回忆可见，纵然九一八事变后尊孔氛围上升，但国民政府基层机构（如民众教育馆）仍然占用孔庙，“太不懂尊重孔子之道”，年轻党员对恢复祀孔亦“颇有责难”，足见党内围绕尊孔分歧之深。但面对日本尊孔之“不怀好意”和“文化侵略”，出于“加强文化上之国防”的需要，不同意见最终不得不在当局的“解释”之下勉强服从，使尊孔得以一举恢复。换言之，若无日本文化侵略之外压，尊孔或仍将道阻且长。

  除儒道大会的直接外因外，中日两国舆论亦普遍将对日本及伪满的因应作为国民政府恢复祀孔的原因之一。1934年8月27日，在恢复祀孔后的首个纪念日，上海市教育局局长潘公展在演讲中反复强调“今日纪念孔子，应有复仇的精神”，认为“只孔子学说的一小部分，而日本竟成强国”，故呼吁国人“做到大统一、能复仇”。伪满《三江报》社论认为，“人提倡主张新生活、提倡尊孔”是因其认识到，相较伪满“主张王道、振兴儒术”，“非此不足笼络人心”。日本御用大儒、斯文会前副会长井上哲次郎表示：“看到‘满洲’正实现着美满的王道乐土，（南京国民政府）终究无法无动于衷，作为其多少影响下之结果，于昨年八月二十七日举行释奠，以孔子生诞日为国祭日。”另一位军国主义儒者、斯文会编辑部部长、东京帝国大学教授高田真治也宣称，南京国民政府“自昭和九（1934）年起，急忙复活孔子祭、采取尊崇孔教之方针者何也？实为东京汤岛圣庙复兴并以此为契机召开儒道大会之影响所致也”。

  如上可见，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来，虽然蒋介石等当权派的文化取向日渐保守，不断释放尊孔信号，但内不同群体之间围绕尊孔与否始终存在尖锐对立，祀孔的阙如、林庙修复和圣裔优待的迟滞，无不体现了走向尊孔之困境。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机的加剧和精神动员的需要，再次为尊孔复古开辟了道路，而日本的大修孔庙和儒道大会则扮演了催化剂的角色，促使国民政府克服内部文化分歧，一举恢复作为国家典礼之祀孔。这是走向全面尊孔的重要标志之一。

  如前所述，南京国民政府恢复尊孔在很大程度上出于抗日御侮和标榜正统，而绝非对日本和伪满的正面响应，但在企图“以儒侵华”的日本看来，这不仅客观上符合其长期以来的对华文化号召，还增强了举办儒道大会的现实合理性。伴随东京汤岛孔庙主体工程的完工，斯文会与外务省加速推进会议计划。1934年5月10日，基于全部工程将于次年4月竣工的预期，德川家达、阪谷芳郎再次向外务省提交儒道大会备忘录和经费申请书，正式提出将会议与孔庙落成典礼合并举办，并在一般学者外另邀孔、颜、曾、孟后裔15名与会，以增其隆重。6月，为使“儒学会议之准备工作得见进一步之进展”，德川家达和阪谷芳郎再次向内阁总理大臣冈田启介和外务大臣广田弘毅请求协助。鉴于中国“尊孔之风的复兴”，阪谷直陈会议对引导中国舆论的必要性：“借此机会自民国招待学者名士，与我国上下之人相会，察看我国实际国情，进而以此实地之经验，引导彼国之舆论。”6月13日，基于对儒道大会“作为联络东方民族精神之文化事业实有意义”之认识，广田弘毅训令驻华（含伪满）各使领馆秘密调查推荐各地区出席学者与圣贤后裔。

  孔子后裔在日本久具神圣化色彩，不仅被视为儒教之象征，还常常被与天皇之“万世一系”相提并论。近代以来，无论朝野均欲借助这一特殊文化符号开展对华活动。辛亥鼎革后，日本朝野不时有拥立衍圣公为帝的呼声。民国以来，日本各界赴曲阜祭孔者不绝如缕。1922年，鹿儿岛孔子祭典会通过外交渠道向孔府通告日本的尊孔盛况。1926年，斯文会会员、鲁文化研究者马场春吉与孔府建立常态化交往。1927年，在马场建议下，曾于一战后任日本驻青岛军政署调查部主任兼教育科主任的军国主义“孔教徒”田中逸平呼吁日本向孔府捐建图书馆并前往祭孔，以建立两国的“斯文同盟”，他同时建议拥立孔子后裔为君主，建立“王道国家”。1928年2月，田中之内兄、斯文会编辑部部长盐谷温受外务省资助率团来曲阜祭孔，并邀衍圣公赴日留学，后因济南惨案之发生而未果。此后，斯文会副会长涩泽荣一等人仍坚持邀请衍圣公赴日游历。另外，如前文所述，1928年7月改革曲阜林庙案发生后，马场春吉、峰间信吉与金子定一、大川周明等曾两度运动张学良向蒋介石施压，阻止没收林庙，不仅如此，大川还要求张迎衍圣公于奉天，以借助其“实现王道国家于东三省”。自1931年起，马场春吉的山东文化研究获得外务省资助，他出入孔府“采其门外不出之贵重家谱和记录”，对圣迹和圣裔状况作整体调查。1932年1月30日，马场春吉受邀在外务省报告孔孟遗迹及其后裔之现状，其演讲稿后被印发给外务大臣、省内各部局课以及驻各国使领馆，为外务当局认识和利用孔子后裔提供了重要参考。

  如前所述，早在1933年初，斯文会即曾命马场春吉先期斡旋衍圣公赴日参加孔庙落成和儒道大会事，尽管其“竭尽精力”历访孔族长老，但宥于九一八事变后的国内情势，孔府“终究未有允诺”。有鉴于此，1934年8月3日，日本驻济南总领事西田耕一在向外务大臣报送其物色的圣裔和鲁籍学者人选时，特别强调由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逐一怂恿”的重要性。为便于利用韩之权威，在衍圣公孔德成以外，西田主要推荐了省教育厅科长孔令燦等具有公职身份的孔族成员，以及赵新儒、庄陔兰、靳云鹏等鲁籍名流共15人。其余各使领馆也陆续将本辖区内学者名人报送外务省参考：驻北平公使馆推荐了江瀚、孙雄、吴宓、黄节4人；驻上海公使馆（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日本驻华公使馆未迁南京，在平沪两地同时办公）推荐了章炳麟、蔡元培、董康、章士钊、黄侃、叶恭绰、许世英、于右任等14人，上海总领事馆报送了王一亭、章炳麟、陈柱尊等5人；天津总领事馆报送了王揖唐、陈宝琛、方若、赵元礼等7人。

  1934年8月27日，中国举国上下隆重举行了恢复祀孔以来的首次祭孔典礼，受到日本的密切关注，外务省文化事业部将各处使领馆呈报之祭孔盛况汇集成册，下发斯文会与各涉华文化团体参考。中国的尊孔风潮无疑进一步强化了日本召开“儒学会议”的现实意义和合理性，斯文会由此加速推进会议计划，并于9月20日正式将会议名称确定为儒道大会。同时，斯文会委托受外务省指派前往伪满及华北考察文化事业、曾长期担任驻华领事的“中国通”岩村成允代为邀请中国学者和圣裔出席大会。

  根据外务省训令，人员筛选均在保密中进行。然而，9月21日，日本联合社却根据对斯文会副会长服部宇之吉的采访，报道了儒道大会计划，并提及孔德成、孔令燦受邀，伪满国务总理郑孝胥等亦参加。该消息经两国报刊转载后，立即引起国人的警觉。时人咸将该大会视为文化侵略，认为：日本将“藉孔德成参加祭礼一事，作为中国民心倾向亲日的宣示”；“相机挟孔德成到伪国去，以便在王道主义的口号下，期得以收拾未死的东北的民心”；“争得孔德成，实无异争得王道的正统，于收拾民心上，得益必多”；“日人愚弄溥仪之余，再来愚弄一个孔德成”。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9月25日，孔府以孔德成名义登报声明绝不赴日。

  对此，9月26—28日，西田耕一在给外务大臣的机密报告中坚信该声明不过为孔令燦个人摄于党部压力所主使，而“孔家对日本并非有恶化之感情”，其判断依据为：1.当年5月其本人访问孔府时受到“恳切”招待；2.孔府向来对到访日人提供便利。他分析，孔府发表声明之原因为：1.“最近之方针倾向儒教崇拜，恢复祭孔、修理孔庙，对于停发已久之对衍圣公府的补助金，公府和政府也在折冲之中，此种问题有刺激党部等相关方面感情之虞”；2.“最近，日本欲策动拥立孔德成（为傀儡）于华北之谣言在部分中国人之间流传，对舆论有显著刺激之虞”。

  面对极其不利的舆论形势，9月27日，西田会见山东省教育厅厅长何思源，强调邀请圣裔参加孔庙落成 “超越国际关系，基于尊崇儒教且发扬东方文化之宗旨，不含任何政治意味”。何表示，无论孔府如何声明，山东作为孔子文化发祥地，理应派适当人选出席。10月14日，岩村成允抵鲁交涉（此前其已在伪满拜谒溥仪，并在北平拜会何应钦、黄郛、袁良、傅增湘、汤尔和、伦明等人）。15日，西田和岩村分别往访韩复榘和孔府。韩表示“斯文会之举诚有意义之事”，但也说明“孔德成尚年幼且学业在身，不可能出席”，将另选孔族代表及山东儒者赴会。对岩村的造访，孔德成称病未见。17日，朝鲜银行总裁加藤敬三郎亦携西田耕一的介绍信到访孔府，孔德成仍以病中为由未予接见。次日，孔德成致函西田耕一，对未接见岩村和加藤一事表示歉意：“鄙人亟愿竭诚接见，藉亲贵国时贤。不料天不假缘，适抱采薪之疾，不可以风，心殊愧歉。”此信令西田重返乐观，在给外务大臣的报告中，他重申“绝对不出席之声明不过为时事所迫之不得已之举”，想当然地认为孔家“甚至感谢我方之好意”，并建议今后充分动员韩复榘。

  继在日本文化侵略的外压下恢复祀孔后，国民政府又着手筹划修复孔庙和优待孔子后裔。1934年8月28日，首次祀孔大典次日，汪精卫进一步提出三项尊孔意见，其要点为：1.对衍圣公孔德成决另予封号，以示尊重；2.孔氏免赋田亩10万亩，亦决由政府加以整理，以赡其后裔；3.由内政部拟具修复孔庙办法。30日，第136次中常会推戴季陶筹拟尊崇孔子、发扬文化办法。

  孔德成东渡风波发生后，国民政府的尊孔进度明显加快。1934年9月27日，韩复榘电蒋介石、汪精卫等，谓修复林庙不敷甚巨，请中央速筹办法。10月3日，韩又急派何思源赴南京面见汪精卫、戴季陶等，敦促修复孔庙及优待孔裔。4日，第141次中常会通过《修理维持曲阜孔子陵庙办法》，规定由中央拨款20万元，各省参照总理陵寝例分担费用，将修复孔庙提升为国策工程。其后，中央又拟成立“修理孔庙委员会”，戴季陶任会长，加聘孔氏后裔为委员，首批拨款10万元亦于当月汇抵。关于孔氏财产，《办法》规定可由政府协助其整理，以法定形式否定了没收林庙案以来喧嚣多年的收归公有论，保障了孔氏财产安全。同时，国民政府内定任命孔德成为“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继于11月15日由第147次中常会议决通过，畀以特任官待遇，正式将孔子后裔纳入国民政府体系。孔子之尊号因之从1934年恢复祀孔时的“先师”，回归至王朝时代追封的“大成至圣先师”，之尊孔达到顶峰。

  对于国民政府加速尊孔与日本拉拢圣裔之关联，中日两国舆论有充分之认识，多将两者相提并论。如《申报》新闻《衍圣公孔德成拒绝日人诱惑》标题下有“鲁省修复孔庙会议进行中”之副标题；该报还以“日人劝曲阜衍圣公孔德成赴日引起各方注意”为背景，详细介绍了国民政府修复孔庙、整理孔氏田产的动向。井上哲次郎也认为，南京国民政府“本年对孔、颜二氏子孙大表敬意，无论如何思考，都无外乎是受到儒道大会之影响”。尽管我们可以认为孔庙已受损有年，对其进行修复与日本无必然关系，可是，若不抢先将衍圣公纳入国民政府体系，即无理由限制其东渡，两者关联不言自明。

  自1933年5月《塘沽协定》签订后，中日关系一度进入“平静期”。然而，自1935年1月起，日军重行进犯华北。奉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蒋汪当局，在与日军局部折冲的同时，亟思从外交上寻求解决之道。与此同时，广田弘毅自上任以来一面处处追认、配合军部的侵略行动，一面又标榜“协和外交”，企图巩固侵略成果，摆脱国际孤立。以蒋介石于1935年初发表的《敌乎？友乎？——中日关系的检讨》一文为契机，“国民政府在年初确定了对日缓和、化敌为友的方针”，向日本释放出改善关系的信号。1月22日和25日，广田弘毅接连在国会贵族院、众议院的演说和答辩中提出了“与邻接诸国之间常重善邻之谊，以互不侵迫为宗旨”和“不威胁、不侵略”的外交原则，并信誓旦旦地宣称“在我任期内断无战争”。随即，国民政府采取了一系列“亲日”举措回应广田外交：1—2月间，蒋介石破例接见日本驻华武官铃木美通和公使有吉明；蒋汪数次发表亲日谈话；密集发布禁止排日令；撤换党内反日派（如邵元冲）等。作为“回报”，5月17日，日本外务省宣布将中日外交等级由公使级提升至大使级，日本与国民政府之“亲善”达到高潮。6月10日，国民政府通令全国，要求国民“对于友邦务敦睦谊，不得有排斥及挑拨恶感之言论行为”。这就是发生于1935年上半年的中日“亲善”概况。两国围绕儒道大会的交涉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展开，其过程与结果深受该时期两国外交格局的影响。

  1935年2月20—21日，外务大臣广田弘毅通知驻华各使领馆，将于4月28日起举办儒道大会，要求各处即行确定出席人选。对济南总领事，外务省特别要求在“与韩主席及孔家等方面充分接洽”的基础上，促使其派遣孔、颜、曾、孟四圣后裔各一名及山东儒者一两名赴会。3月3日，文部大臣松田源治召集财阀头领、外务省、斯文会等方面商议会议资金问题，在三菱银行会长串田万藏、第一生命保险相互会社社长兼斯文会监事矢野恒太的带领下，当场基本完成资金筹措，可见当时以尊孔开展对华文化活动已成为日本各界之共识。

  接广田弘毅电令后，3月2日，西田耕一面见韩复榘，请求其斡旋圣裔人等参会，并表示将视情况直接与孔家沟通。韩试图阻止西田与孔家直接接触，他表示，“孔家等各家对政府及外界颇有忌惮，实难自主决定”，且孔德成为中央任命之奉祀官，宜由政府出面商请。韩还暗示“在当前形势下如给外界造成山东省政府独断行之的印象，有招致种种误解之虞，在形式上有报告中央之必要”，在维持对日合作的同时力避招致“亲日”之非难。4日，应韩复榘要求，西田以公文正式照会山东省政府，交涉圣裔赴日一事。

  3月12日，山东省民政厅厅长李树春和教育厅厅长何思源专程前往孔府，得到孔德成“绝不赴日本，来访日人均拒绝”的承诺，两厅长也允诺为孔府查清抗租田产，严厉催缴，此举似有通过优加安抚，使其一唯政府之意是从，不与日本单独接触之目的。

  为加快邀请进度，日本外务当局在与山东省政府局部交涉的同时，还直接活动中央政府加以推进。3月16日，西田耕一面见韩复榘再催此事，韩告其已电请行政院院长汪精卫指示。19日，西田建议外务大臣和驻南京总领事须磨弥吉郎直接运动汪精卫。21日，须磨函请外交部常务次长唐有壬，希望“汪院长怂恿孔德成参加”，唐允为斡旋，并表示“如其本人主动要求参加则简单矣”。

  对正积极与日谋和的国民政府而言，尽量迎合日方无疑是展现“诚意”的良机，且弱势地位也不允许其完全拒绝日方要求。但从国民政府自身立场出发，所有迎合都必须以规避圣裔被挟持为傀儡为前提。其实，国民政府对日本利用圣裔的蓄谋亦有清醒认识。1935年1月30日，军事委员会秘书长杨永泰将其亲信、北平《实报》社社长管翼贤发来的日本将利用孔德成的密电呈报蒋介石：“日使馆消息，日文部省在东京修建孔庙，已派员来平购买古物及孔庙用器。日方拟必要时挟衍圣公孔德成东渡，作将来对华北军事上傀儡。”如孔德成重蹈溥仪之覆辙，必将被当作宣扬“王道”的工具，极大地助长日本的对华文化侵略，故不使之赴日殆无疑义。在政府态度尚不明朗时，山东部分青年也认为孔德成“东渡必受人利用，一致反对此种举动”，并“联名呈请中央阻止圣裔之此行”。

  最终，汪精卫采取了折中对策。3月26日，汪精卫电示韩复榘政府方针。据27日唐有壬向须磨透露，汪以“孔德成为小学毕业程度之少年”，决定另派鲁省学者代其出席。同日，西田面见何思源，请其“至急决定”人选。何思源以正待中央回训为由，仅将奉韩复榘“内命”铨考中的名单交付西田，内定曲阜明德中学校长孔昭润或民政厅主任孔令伟代孔德成出席，其余为颜、曾、孟各氏奉祀官及赵新儒、王献唐等学者。随后，韩复榘在会见西田时也向其透露，“汪院长以孔子后裔渡日无大碍，当许可”，原则上表示同意。

  在此基础上，国民政府决定以中央政府名义派圣裔代表赴日参会。3月30日，内政、教育两部电令山东省政府，儒道大会不必使孔德成亲往，应由民政、教育两厅遴选圣裔及儒者代表开具履历报部审核，并须于赴日前来京请训。4月3日，西田再访韩复榘确认中央回训，韩告其：“汪院长令外交、内政、教育三部会商后，准孔子后裔代表人等赴日，尤其对该人等采取中央派遣之形式，赴日前须进京请训。”4月5日，西田耕一复面催韩复榘提交正式名单。当日，韩派孔令燦前往日本驻济南总领事馆口头通知以孔昭润为孔德成代表，并再次透露中央之指令：“各后裔皆正式代表，均由中央给资、中央派遣，且出发前须赴南京，由中央派适当人员带领赴日。” 4月14日，山东省政府正式将行政院核准的出席人员名单函告西田耕一，分别为：至圣奉祀官孔德成代表孔昭润，复圣奉祀官颜世墉代表颜振鸿，儒者代表聂澄泽、赵新儒，省政府秘书处外事股主任王守德。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韩复榘、孔令璨两经表示各代表均由中央给资和派遣，但在正式名单通报后，韩复榘却向日本驻济南总领事馆馆员暗示希望日方承担费用。为避免因旅费问题影响代表赴日，外务大臣电告西田耕一日方可承担一切费用，下榻地点亦可定在日本最豪华的帝国饭店，并要求西田火速提出所有礼遇要求，避免再生枝节。从此细节亦可窥出日方对圣裔来日期盼程度之一斑。

  与圣裔邀请工作相同步，日本驻平、津、沪使领馆亦按照斯文会提供的名单，邀请学者名流。由于受邀对象多为曾任外务省“东方文化事业”的中方委员或参与其事者，所以多欣然应允。加之，他们均以个人身份出席，与外交无涉，故较易决定。受邀者中，除陈焕章已于1933年离世外，傅增湘、江瀚、孙雄、吴廷燮、王一亭以抱疾或家事为由谢绝，最终出席者为：前北京政府司法总长董康，前北京执政府秘书长、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委员梁鸿志，辅仁大学教授、东方文化事业北京人文科学研究所研究员伦明，前北京政府教育部次长陈任中，前北京政府教育部次长、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委员汤中，前北京众议院议员张海若及随员等共20余人。其中，汤中为唐有壬推荐，体现了国民政府外交当局对儒道大会的配合。

  受中日关系影响，名单以外一般人选的邀请工作举步维艰。日本驻杭州总领事力劝当地学者钱文选与会，驻汉口总领事请求省政府主席张群推荐人选，驻广州总领事劝汕头孔教会主席温廷敬、副主席杨雪立出席，均未果。驻苏州总领事亦未觅得有意出席者。当然，与主动邀请受挫相对照，未受邀请而志愿或自费出席者亦非全无。河南“孔学研究会理事长”乔作栋、河南大学教授汪吟龙、天津市政府监察事务主任裘世廉在阅报得知后，均主动向日本驻济南、天津总领事馆申请参加（由于乔、裘资格不足，所以最终仅汪吟龙一人成行），汪吟龙并称赞日本“之尊崇先师孔子实为吾辈同人之所感谢者也”，反映出当时国人对日态度和赴日目的的多样化。

  伪满方面，郑孝胥一度表示“如能遍邀欧美各国学者来东京观礼，则必设法请假，前往与会”，但实际并未出席。揆之当时状况，或因：1.溥仪同期访日，郑须在伪满留守；2.仅有两名欧美学者出席，国际化程度较低，郑若出席易遭到国民政府代表的。最终，伪满派出伪文教部次长许汝棻、伪奉天省教育厅厅长韦焕章、伪吉林省教育厅厅长张书瀚、伪大同报社社长王光烈及随员等6人参会。为避免形成承认伪满的印象，国民政府十分注意政府代表与伪满代表的区隔。1935年4月17日，唐有壬向须磨弥吉郎要求，勿使国民政府代表与伪满代表同场参拜。接须磨报告后，外务大臣复称，“孔子祭典亦有相当数量之欧美学者参列，毋庸投以政治化考虑”，并允诺采取“适当之措施”规避之。23日，即代表离沪出发当日，唐有壬和高宗武再次告知须磨务必加以区隔。

  日本将孔庙落成与儒道大会视为举国盛事，先后举办了一系列高规格纪念活动。3月29日，为“劝奖斯道”，日本天皇向斯文会下赐青铜孔子像；4月13日，伪满皇帝溥仪参拜孔庙；28日，汇集东亚儒者名流数百人的儒道大会召开；30日，孔庙落成后首次祭孔大典举行，斯文会总裁伏见宫博恭王、日本内阁总理大臣冈田启介及各大臣亲临或致贺词，盛况空前。日本从1935年起决定从国家公费中开支祭孔经费，使祭孔上升为“国祭”。此外，日方对国民政府代表尤其圣裔备极优礼，斯文会总裁、会长、日本内阁总理大臣，以及财阀首领大仓喜七郎、矢野恒太等纷纷宴请或招待游园，宫内省特别开放御苑供代表观赏。

  对于此次大会在对华文化侵略上的意义，日本官方和舆论均高度评价并寄予厚望。冈田启介称：“同文同种之人相集，召开儒道大会，尤其得见自山东曲阜而来之孔家、颜家两代表，及其他诸外国之硕学，其于儒道上之深远意义，自国际上言之，亦已产生非常之效果。”文部大臣松田源治认为：“召开儒道大会，以此阐明孔夫子之盛德，图东亚同文民族之亲善，进而有所资取于世界人类之和平……更自友邦中华民国派来孔家代表之孔子裔孙，洵为锦上添花之事。大会之意义为之益加深刻，实可谓我史上空前之盛事。” 岩村成允认为，“从来奉为金科玉条”的国民政府转向尊孔，且“（孔、颜）二氏依中华民国中央政府及山东省政府之命令公然来会”，将对“上升中的日中亲善趋向”裨益良多。《东京朝日新闻》社论提出建议：“当此以孔教为中心实现日‘满’华三国文化提携之际，我外务、陆军等相关当局……应配合当面之外交折冲，谋求对华文化工作之划时代发展。”为引导舆论、扩大影响，日本驻华使领馆也利用亲日媒体对儒道大会大肆宣传，受日本资助的天津《民报》社社长鲁嗣香盛赞日本强盛之源在孔教，妄言日本之尊孔可以“救济我们国人一时悖谬的心理”。

  对于日方在大会期间对国民政府代表的诸般“优待”，代表和国民政府当局予以积极回应。在儒道大会致辞中，孔昭润盛赞“贵国复兴圣堂，并开儒道大会，提倡儒术，鄙人寔万分钦佩，不但为圣道庆，且预为世界大同庆”，可谓体现了国民政府的对日迎合立场。归国后，代表一行循惯例晋京复命，报告大会详情。为表达对日方优待的感谢，6月28日，山东省教育厅厅长何思源专门陪同孔德成前往日本驻济南总领事馆，拜访来华考察的外务省文化事业部部长冈田兼一。当晚，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复率孔德成和儒道大会代表参加西田耕一举办的宴会，再表答谢。此外，未出席大会的湖南省政府主席何键也向斯文会赠送了孔子画像。可见，在中日邦交调整的大背景下，中央和地方当局均欲通过文化手段对日示好。

  从日本在中国代表尤其是圣裔邀请上所表现出的迫切心情和对大会意义的过高评价可见，日本朝野上下亟欲通过尊孔导引中国之对日倾向。面对日方的力邀，国民政府采取了制而用之的策略，一方面派血缘较疏的圣裔代表与会，另一方面又畀之以中央代表的高规格，如此对应，既降低了被日人利用的风险、宣示了道统在我，又展示了政府的对日“重视”，显有借文化外交配合邦交调整之意图。然而，文化侵略的本质决定日本的尊孔举动无法获得中国的好感，除一部分人表示应借鉴“日本吸取了我国文化，潜心研究，国势日强”的经验“对我国固有的文化，应当要发扬广大之”外，多数民众对此持警惕和反感态度。加之，民主与科学已成为中国的时代潮流，儒道外衣实难引起新生代知识分子的共鸣。儒道大会时，鲁迅曾专门撰写日文文章《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发表于日本《改造》月刊，以“日本的汤岛，孔子的圣庙落成了，湖南省主席何键将军就寄了一幅向来珍藏的孔子的画像”为例，讽刺尊孔“是大人老爷们的事”，批判国民政府和日本尊孔的逆潮流性。

  以儒道大会为契机，日本的“以儒侵华”观念进一步强化，对圣裔的拉拢有增无减。斯文会会员、汉学家松本洪不惜鼓吹法西斯主义，呼吁军部将日本化的儒学强推于中国和伪满，以反客为主，使中国儒者“叩头”；井上哲次郎抛出与田中逸平如出一辙的圣裔拥戴论调，称中国应“立孔子之子孙为君主，政治亦行孔子理想之王道”。1936年6月，天津日本驻屯军司令部派员秘密拜会孔德成，欲高薪聘为“孔圣传教使”；当年12月，孔德成大婚时，外务大臣指示驻华大使和文化事业部致电祝贺；1937年3月28日，在外务省资助下，斯文会编辑部部长高田线人携会长德川家达等人所赠礼品到访孔府。此外，抗战爆发前，日本还曾三次派人怂恿孔府奉卫官孔令俊劫持孔德成，以担任未来政权之傀儡。

  由于当局早已洞悉日本拉拢圣裔的图谋，所以对其侵略行为采取了一系列预防措施。1935年10月6日，中央政治学校教授左舜生报告蒋介石，日本“如必欲另建傀儡国，则孔德成亦为日所属意”。1936年2月1日，中央民众训练部与内政、教育两部讨论孔教总会立案问题时，考虑到“敌人利用尊孔心理，多方勾引孔裔，以遂行其阴谋”，专门将入会资格限定为中国籍。七七事变后，为避免圣裔落入敌手，1938年1月2日，军特奉蒋介石之命将孔德成送至汉口。对此，媒体纷纷以“孔德成拒绝日本将其扶持为华北伪政权皇帝之劝诱”相报道。

  圣裔南下后，日本表现出计划落空后的极端恼怒。1月4日，即曲阜陷落当日，日军迅即探查孔德成去向。当确认其已南下后，半月之间，日本主要报纸连篇累牍登载孔氏夫妇的“受难详报”，谴责“蒋以暴力挟持孔德成夫妇南下”。斯文会也抨击蒋介石之举“丝毫不容于人道”，并称“皇军在直接对孔德成氏之安否采取万全对策的同时，已承担起保护圣庙、圣墓以及孔家于万无一失的大任”。据1939年6月12日孔德成日记记载：“日人有至家中惇惇问余重庆住址者。”1942年，在日情报人员还曾报告，日本大本营有人主张利用大轰炸之机，派空降兵劫持孔德成出川，然后立为皇帝。此外，全面抗战期间，儒道大会的出席者如董康、梁鸿志、汪吟龙、孔昭润等，均不同程度上受到日伪的利用而出任伪职，也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儒道大会之目的和所欲达到的“非常之效果”。

  综上所述，九一八事变后，中日两国围绕儒道大会展开的尊孔博弈与互动，不仅为战前日本对华文化侵略的一个高潮，亦在尊孔史和对日关系史上具有代表性意义。综观全文，不难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第一，日本的尊孔有着明确的政治目的和外交需求，在根本上服务于其对华侵略之国策。中日两国同属儒学文化圈，近代以来，为唤起中国对“同文同教”之共鸣，辅助在华侵略扩张，日本积极利用儒学对华相号召，儒道大会是该策略的延续和代表。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朝野尤其是以广田弘毅为代表的外务当局，在“协和外交”的旗号下通过儒道大会方式开展对华文化侵略，其目的不过为麻痹中国的反日情绪，巩固侵略成果。同一时期，广田弘毅在华北事变上对军部亦步亦趋的配合，更足以说明其儒道号召乃至“协和外交”的虚伪性。此外，日方动用外交手段反复交涉圣裔渡日，儒道大会后复加以持续笼络、劝诱甚至不惜冒险劫持，征之田中逸平、井上哲次郎等人的圣裔拥立论调和儒道大会出席者日后多沦为汉奸的史实，实不难看出儒道大会还带有为未来侵华预选代理人之使命。

  第二，面对日本的文化侵略，国民政府果断采取一系列对抗性尊孔举措，走向全面尊孔。自建政以来，出于建立政权合法性、巩固统治之需要，蒋介石等实权派不断在文化和意识形态上尊孔复古，这是走向尊孔的内在动力和主因。但由于文化分歧难以调和，始终未能全盘恢复儒家道统。在民族危机加深的背景下，日本以尊孔开展文化侵略，不仅有弱化国民政府向心力、动摇民族精神之虞，更有圣裔被挟持为傀儡之风险。面对这一外部威胁，为“加强文化上之国防”，克服内部文化分歧，断然恢复祀孔、大修孔庙并优待圣裔，走向全面尊孔。从该意义上讲，日本之文化侵略是国民政府走向全面尊孔的直接外因。

  第三，在儒道大会交涉中，国民政府在维护政治安全的前提下，高规格派员赴会，有借文化外交改善对日关系之考量。中日儒道大会交涉发生于1935年上半年之两国“亲善”时期，为国民政府展示“诚意”提供了机会。虽然汪精卫当局力避孔子嫡裔赴日，却另以中央政府名义派代表参会，可谓最大限度“诚意”之展示。对此，日本朝野均给予正面评价，并极力优礼其代表，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国民政府的反日形象。日本外务省宣布将对华外交等级提升至大使级，正是发生在儒道大会召开次月。若言邦交提升是日本对国民政府“亲日”转向的“总回报”，则派员出席儒道大会作为国民政府直接“亲日”表现之一，其与1935年中日邦交调整的关联似应得到注意。

  最后，对华侵略的根本国策使日本的尊孔活动最终收效甚微，未能也不可能达到引导中国主流舆论之目的。虽然儒道大会是全面抗战爆发前日本对华文化侵略的最高潮，但其实际效果上却与预想相差天渊。虽在形式上全面走向尊孔，但其目的是与日对抗，并非日人自认之良机，派代表出席亦不过为缓兵之计，象征意义远大于实际意义。同一时期军部在华北变本加厉的侵略行径，更使中国朝野意识到与日“亲善”无异于与虎谋皮。